AI生成的祝福同样真诚吗？
当你收到一条朋友发来的热情洋溢的信息，在感动之余，是否也曾闪过一个念头：“这该不会是人工智能（下称AI）写的吧？”这种想法并不荒谬，《卫报》记者艾德丽安娜·马太伊（Adrienne Matei）近日在文章中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今年春天，尼克·瓦谢夫（Nik Vassev）听说一位高中同学的母亲去世了，他打开了AI聊天机器人，在界面上输入道：“我朋友的妈妈去世了，作为他的好朋友，我想给他发一条安慰的信息支持他，但又不确定该怎么表达才合适。”
瓦谢夫通常使用AI来处理工作邮件，但有时也用于个人交流。“我只是想在这种情况下多听一个建议，”他说，“作为男性，有时候我们确实不太擅长表达情感。”AI帮他写了一条信息：“嘿，兄弟，我为你的失去感到非常难过。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向你和你的家人送上满满的爱与支持。如果你需要什么，我一直都在……”这条消息让瓦谢夫的朋友敞开心扉，谈起了自己的悲痛。但瓦谢夫没有告诉对方这是AI写的。他承认，人们往往会“贬低”那些借助AI写出来的文字。瓦谢夫说：“（让AI写私人信息）可能会让人感觉不舒服。”曾有朋友就向瓦谢夫表示：“我想听见你的声音，而不是ChatGPT的。”
在工作中使用AI已经不再新鲜。而如今AI也正悄然成为个人交流的“隐形基础设施”，越来越多人使用AI来润色短信、写生日贺卡、乃至讣告等，尽管这些文字在我们印象中通常是“发自内心”的表达。
展开剩余89%在过去，人们认为一些重要时刻的文字信息必须由本人亲自撰写，才能显示出真诚和重视，并彰显出这一时刻的特殊性。但马太伊在文中写道，有人匿名告诉记者，自己在写女儿婚礼上的“父亲致辞”时用了ChatGPT；另一位则表示要是写结婚誓词时有OpenAI帮忙，“能省下我好多时间”。有网友说自己用ChatGPT写了母亲的生日贺卡：“她不仅当场哭了，还把卡片放在床头，每天都会反复读。但我永远不敢告诉她真相。”
虽然许多人对在工作中使用AI并不避讳，但亚利桑那大学近期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称：“公开承认自己在工作中使用AI，可能会损害他人对使用者的社交评价”；而在私人关系中，类似的结论同样成立。
在2023年的一项研究中，208名成年人收到了一封朋友写的“充满关怀的”便条。该研究负责人、俄亥俄州立大学传播学助理教授刘冰洁表示：那些得知便条是由AI辅助写成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满足感会降低，同时对自己在这段友谊中的地位“感到更不确定”。此外，让人们反感的不仅仅是技术的使用。研究还发现，当人们得知他们的朋友在写信息时得到了他人的帮助时，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人们希望自己的伴侣或朋友在没有AI或其他人帮助的情况下，自己努力写出信息。
研究发现，人们认为朋友不应该使用任何第三方（包括AI或其他人类）来帮助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参与者认为依靠AI或其他人来帮助撰写信息，意味着对方在他们的关系上花费的精力较少。刘冰洁指出：“努力在一段关系中非常重要。人们想知道你愿意为你们的友谊投入多少，如果他们觉得你利用AI帮忙是在走捷径，那就不好了。”
社会与组织心理学家、情绪智能研究专家、教授凡妮莎·厄奇·德鲁斯卡特（Dr. Vanessa Urch Druskat）表达了相似看法：“我们对私人交流有一个基本预期，那就是它们应该是真实的。我们本能地会察觉到虚假或不尊重——那种感觉会非常糟糕。”
有趣的是，对于AI的参与在什么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以及什么样的“隐瞒”算欺骗这两个问题，人们往往有着不同的感受。马太伊在社交媒体上对朋友们做了一次非正式的投票：如果送给你的生日贺卡全都是用AI写的，你会怎么想？大约三分之二的人表示“会不高兴”；剩下的人则觉得没问题。但如果只是让AI起到辅助作用：比如润色一下语气、调整一下语调，投票结果就变成了接近五五开。
在私人交往中使用AI确实有冒险的成分，既要冒着被对方发现的风险，又要赌一赌对方即使发现了，也不会介意。马太伊认为，私人信息从来就不是完全自发、完全原创的。人们经常会就争执、棘手话题或重要信息向朋友、心理咨询师，甚至陌生人寻求建议。再者，难道印刷贺卡不正是起到“为人们写祝福”的作用吗？甚至有观点认为，用AI来撰写私人信息，其实反映出“你有在认真考虑对方的感受”。
与之相对，刘冰洁指出，随着AI越来越受欢迎，人们在阅读朋友和其他人的信息时，可能会开始在脑海中进行图灵测试，试图找出信息中是否有 AI的成分，而AI的使用可能会伤害人际关系。刘冰洁总结道：“不要因为方便就使用技术。真诚和真实在人际关系中仍然非常重要。”
《哈耶克的私生子》作者谈“血与土”式的新自由主义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Quinn Slobodian的新书《哈耶克的私生子：种族、黄金、智商与极右翼资本主义》出版后，在西方学界讨论度颇高。7月3日，《洛杉矶书评》网站刊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俄罗斯和东欧研究教授兼系主任Kristen R. Ghodsee的书评。在此之前，美国左翼网站Dissent 4月29日曾刊登其资深编辑Nick Serpe对Slobodian的专访，谈论了他的新书、特朗普时代的政治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未来。
《哈耶克的私生子》作者：奎因·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
我们先来看Slobodian在专访中自己的解读。
在当代政治分析中，对极右翼兴起的理解往往陷入二元对立框架。主流观点倾向于将另类右翼视为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反弹，试图将人们从无情的市场竞争中解救出来。但Slobodian在《哈耶克的私生子》中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当代极右翼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而是其在后冷战时代的进化分支。
Slobodian的前两部著作也是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2018年的《全球主义者》讲述了新自由主义者试图建立全球秩序以保护资本主义的故事——这个故事挑战了“新自由主义是反国家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这一普遍存在的观念。2023年《崩溃的资本主义》展示了同样是这种包裹资本主义的冲动，是如何导致市场激进主义者支持将主权分裂为资本和竞争力量可以统治的微型领地（micro-territories）的。
关于另类右翼的独特性和起源的误解
在Dissent的专访中，Slobodian认为另类右翼（Alt-right），或极右翼（far right），是一种试图瓦解过去200年来平等自由人文主义所作努力的尝试，旨在重建一种基于等级制度、根植于人类自然差异的秩序。这种秩序主要可以指科学、宗教，或是对传统本质更为民间化的理解。人们倾向于将这种解读简单地复制粘贴到“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英国脱欧以及欧洲及其他地区各种极右翼运动的兴起上。但他认为人们忽视了在这个新的极右翼阵营中，一些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并非试图扭转或抵消资本主义竞争，而是在加速零和市场式的冲突。
Slobodian解释了极右翼思想的历史起源。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需要寻找新的目标。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敌人的颜色从“红色”变成了“绿色和粉色”——环保运动、女权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以及对酷儿权利的诉求成为了新的对抗目标。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对社会建构主义理念的恐惧。身份可以像消费品一样被重塑的信念，让极右翼感到深深的威胁。这种认识统一了原本可能不会相互合作的不同群体，其中包括新联邦主义者、基督教传统主义者，以及像穆瑞·罗斯巴德和卢·罗克韦尔这样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他们或许没有太多共同点，但他们确实相信，利维坦依然存在，需要以新的方式与之抗争。
这篇专访主要聚焦于90年代作为极右翼思想的起源点，而Ghodsee的书评将历史视野向前延伸至二战和冷战时期。Ghodsee通过《人类的种族》小册子的故事，展示了科学种族主义思想在二战期间如何被暂时压制，而在冷战期间又如何因为地缘政治需要而继续被边缘化。
书评还强调了一个专访中相对忽略的重要因素：冷战竞争迫使美国采纳种族平等叙事。正如《隐藏人物》电影中的场景所示，面对苏联的挑战，美国不得不暂时搁置种族偏见，因为“该死的俄国人正在监视我们”。
新融合主义
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历来被描述为一种融合主义，将经济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传统主义相结合。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种新型的融合主义（new fusionism）开始成形。与传统融合主义依赖宗教教义不同，新融合主义转向了科学话语，特别是进化生物学、认知心理学，甚至种族科学。
这种转向并非偶然。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期，《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等著作将种族差异和智力的观念主流化，人类基因组计划等科学突破使得生物决定论获得了新的权威性。在这种语境下，诉诸科学成为在思想领域进行斗争的有效方式，因为它们比长期以来的基督教教义更具说服力。
新融合主义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并非完全取代宗教信仰，而是将看似格格不入的理念融合在一起。一些极右翼思想家成功地将福音派基督教与回归金本位的必要性联系起来，科学与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以及基督教教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看似自洽的意识形态体系。
不过，书评暗示所谓的“新融合主义”可能并不那么“新”，而更像是回归到冷战前的生物决定论模式。
在新融合主义的科学话语中，智商占据了核心地位。智商可以说是信息时代完美的优生学术语，因为它关注的不是人类作为体力劳动者的身份，而是他们解决复杂问题的认知能力。在美国竞争力的前沿领域转向高科技和研究的背景下，需要甄选出在这些特定领域表现卓越的人才。
有趣的是，这种智商崇拜得到了主流精英话语的支持。从20世纪90年代到奥巴马执政时期，精英主义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自由左翼阵营，强调“璞玉”应该被发掘并因其个人才华而获得奖励。智商种族主义者同意这一点，但更进一步指出，如果认知能力可以客观量化，那么从统计学角度来看，必然存在某种分布，而且这种分布可以根据人们的人口统计学起源进行绘制。
Slobodian指出，这种分析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极右翼诞生于主流讨论，然后将其扭曲成政治上令人反感的方式。他们并非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世界，而是与批评者共享着对科学权威的基本认同，只是采用了不同的认识论框架。
尽管这些思想在初现时被视为边缘，但它们向主流的渗透过程值得仔细审视。以Peter Brimelow为例，他是VDare.com的创始人，被称为另类右翼的教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在《金融邮报》（Financial Post）和《福布斯》上发表专栏文章，探讨种族科学和差异性问题。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Pat Buchanan和William F. Buckley等人身上，持续到90年代。
这表明极右翼阵营中一直存在着一部分并非完全地下的群体，他们愿意接受那些如今回想起来令人震惊的想法。《钟形曲线》成为畅销书，Brimelow1995年出版的《外国人的国度：关于美国移民灾难的常识》由顶级文学经纪人代理，这些事实都说明这些内容早已在精英圈层中流传。
2016年Trump当选仍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时刻，因为许多类似的讨论突然爆发到公众视野中。如今，Trump甚至发布行政命令批评史密森尼学会的艺术展否认种族基于生物学差异的“事实”，种族现实主义已成为右翼文化改革的组成部分。
从系统到个人的分化
在分析当代政治格局时，Slobodian认为，可以观察到Trump政府内部及周边存在三种主要倾向：私募股权和不良债务的世界、长期存在的反对新政的新右翼，以及网络加速主义右翼。尽管这些派系在具体议题上可能存在分歧，但它们都体现了从系统层面设计向个人层面分类的转变。
传统的新自由主义版本非常法制化，关注监管框架的设计，将自由贸易、产权以及市场准入锁定在制度框架内。这种新自由主义将国家视为保护市场的有用工具，但对什么样的人会在这些框架内运作并没有太多推测。新一代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对人的关注。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将自主权和权力重新赋予更小的群体，关注谁是有价值的人、谁应该被允许进入社区的问题。这种从“保护体系”到“对人性进行排序”的转变，对国家应该如何组织或解体的假设产生了重大冲击。
“血与土”（blood and soil）原本是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强调种族血统和土地的神秘联系。Slobodian用这个词来形容当下“坏”的新自由主义：虽然不直接使用这种露骨的种族主义话语，但他们实质上在做同样的事情——只是用了现代科学的包装：“血”——智商测试、遗传学、进化心理学,“土”——契约社区、微型领土、文化传统。
面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分化，传统新自由主义者在干嘛？Slobodian回答道，这些“善意的新自由主义者”其实也在适应时代变化。他们依然把“经济自由”看得很重要，但并不愿意为了经济自由牺牲所有其他自由。他举例说，几年前有一批年轻自由意志主义者，试图“重启”新自由主义运动（比如社交媒体上的“ne0liberal”群体）。这些人（他称为“最好的哈耶克主义者”）相信市场社会的结果是不可预知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对个人的限制，让每个人自己探索、创新、竞争，这样全社会的创造力和幸福感就会增加。
但他们在当下会更务实地接受国家引导，合作开放、推动“丰饶议程”，即主张通过创新和开放市场，让资源更丰富、更容易获得。而不是走向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那一套。Slobodian觉得很困惑的是，现在关于“丰饶”的讨论，其实和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很像——即通过国家引导投资，让市场主体更有安全感，但又不剥夺市场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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